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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心理学及其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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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心理学及其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挑战

发布日期:2019-01-19 作者: 点击:

女权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心理学分支。女权心理学秉承女权主义运动的基本信念,力图揭示心理学的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改变在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体系下心理学知识领域中要么看不到女性的作用,要么扭曲、病态化妇女形象的不合理状况。女权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提出质疑,在西方心理学中独树一帜,对正确、全面地认识人类心理、探索心灵的奥秘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一、女权主义与女权心理学
     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学术领域盛行一时,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文学评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和历史等领域,女权主义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对传统学术领域形成不小的影响和冲击。作为学术追求的女权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动,它的基本观点在于通过解构的方法,从传统的所谓“科学知识”中发现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的成分,以便使得女性从科学知识的边缘进入科学知识的中心。但是,尽管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女权主义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声音,作为概念的女权主义更是多维的、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歧义的。在所谓女权主义的旗帜下,有激进的女权主义、平等论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等等多种形式,每一种形式的女权主义都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都有自己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女权主义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女权心理学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给我们正确理解女权心理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西方的女权主义同心理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女权主义的主旨是改变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性别关系与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意识有关,同两性的情绪和情感、意志品质和行为特征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因此,女权主义者需要心理学的知识作为基础。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的心理学以抽象的、一般性的心理学原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忽视女性心理的特殊性,其研究成果往往是男性中心的,或用女权主义者的话来说是“大男子主义”的,因而不满传统大男子主义心理学的女性心理学家也需要女权主义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从一开始,女权主义就同心理学建立了紧密联系,事实上,许多女权主义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她们通过“女性中心”的心理学研究,解构传统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为妇女在社会和科学知识方面的权力和地位大声疾呼,为改善妇女的地位而努力工作。
     女权心理学的最初形式是平等主义的女权心理学(egalitarian feminist psychology)。这种形式的女权心理学试图采用改良的方法对待传统心理学中有关女性的偏见和心理学研究中对性别问题的忽视。这些女权心理学家强调平等的原则,认为在心理学的队伍中应该有足够的女性心理学家,在传统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下应包容女性心理的研究,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平等地对待男性和女性,使心理学成为“性别中立”的,而不是男性中心的。由于平等主义的女权心理学措辞较为缓和,观点也并不那么激进,因而这种形式的女权心理学没有引起主流心理学太多的反感,甚至还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为主流心理学所默认。这种形式的女权心理学构成了女权心理学的逻辑起点。
     随后的女权心理学产生了分化,诸多形式的女权心理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即经验主义的女权心理学、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
     经验主义女权心理学忠实于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她们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对女性的忽视和偏见是由于心理学工作者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公平原则。依照这种观点,心理学研究中对女性的错误观念并非导源于基础理论和方法,而仅仅是一个小的失误,克服这些错误观念并不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心理学的传统方法和原则,而只需在现有的框架内作一些修补,更严格地贯彻科学研究的客观、公正原则和“性别中立”原则,排除男性偏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科学的规范真正得以贯彻执行,就可以发现人类行为的客观真理。
     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不相信经验主义的所谓研究者客观、中立、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与科学发现无关的理论假设。她们认为,科学认识是主观意识的表现,研究者的认识能力、信念和价值观及其社会地位和历史背景无不影响着科学发现的过程。传统的科学是男性的事业,所得到的结论因而也是男性中心的;传统的心理学把男性的认识风格作为研究的基础,站在男性的立场上看待女性,因而往往扭曲或贬低女性的能力和经验。因此,为了达到科学知识中性别的平衡,应该以女性为中心(woman centered),充分考虑女性的认知能力、认识方式、思维风格的独特性,重视性别差异。在解释女性的经验和行为时,应该寻找适合于女性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男性的经验范畴,不能以男性的心理作为衡量女性心理的标准,更不能把得之于男性的结论和定律不加选择地运用到女性心理的解释中。总之,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家认为女性心理天生具有特殊性,因而女性心理的研究应该不同于男性心理的研究。
     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同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一样,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并非一项价值中立的事业,信念与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心理学工作者。后现代主义的女权心理学更进一步认为实证主义所谓的“客观”、“中立”的主张实际上掩盖了男性的价值观,维护着男性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心理学中有关女性的知识并非一种客观真理的反映,而是男性偏见的反映,是男性为中心的科学的建构产物;这些有关女性的真理并非科学的发现,而是男性支配的科学的创造。性别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界定了男性和男性价值观优于女性和女性的价值观。因此,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主张把使用解构的方法,重新解读传统心理学中有关女性的所谓“科学”知识,从中发现所隐含的男性的偏见,发现矛盾,发现对女性的压抑成分。在她们看来,传统的所谓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语言的建构物,是文本的一种,通过解构的方法,可以揭示其不一致性和局限性。
     在上述三种女权心理学中,经验主义的女权心理学由于同主流心理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体现不出自己的特色,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反对在男性支配的价值体系中解释女性的行为,因而激发了许多女性心理的研究,但是,由于这种形式的女权心理学把女性的经验一体化,忽视了女性经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过度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也容易造成女性经验的病态化,为贬低女性经验提供了口实,因而也受到其它女权心理学的批评。当前,在这一领域中最为活跃的是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以下所阐述的主要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的理论观点。
     二、对心理学中有关妇女研究的批评
     长期以来,心理学在追求人类心理一般规律的目标指导下,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女性心理的研究,心理学成了“男性心理学家的浪漫曲……同妇女有关的课题,诸如强奸、家务劳动等要么被认为是研究的禁区,要么被认为太琐碎,不值一提,因而与那些处在中心地位和声誉显赫的领导、成就、权力等问题相比,被置于边缘的地位”。[1](p.731)女权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研究中这种“看不见妇女”(the invisibility of women)的现象提出激烈的批评。
     心理学的研究通常只使用男被试,但是这种男性中心的实验结论却被当作“中性的”,无一例外地应用到整个人类身上,,似乎女性的行为反应是不值得考虑的。如果某个女被试的行为与实验结论产生偏差,最有可能的不是慎重地考察偏差产生的原因,而是把女性的反应作为偶发事件简单地加以排除。社会心理学中典型的人际吸引实验大多以男性为被试,以女性为情境的刺激物,但是在实验结论的分析中,男性被作为人类的代表,而不考虑男性作为情境的刺激物时女性的行为反应。实验的结论成为人类人际吸引的行为定律,而没有指出这一定律仅仅适用于男性。此外,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充满着男性的偏见:在男性中心的学术圈子里,一个研究者宁愿选择权力关系、成就动机作为首选课题,而不愿选择儿童养育、孕期心理等课题,因为这些课题与女性有着更多的联系;在成就动机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更倾向于按照解决抽象或理性问题的程序设计实验,而不愿以家务管理、子女培养等传统上被认为与女性相联系的领域研究成就动机问题。总之,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看不见妇女”的现象,主流心理学家时时处处回避着与女性相关联的课题。
     传统心理学为数不多的有关女性心理的研究大都因男性的偏见或方法上的失误而贬低甚至扭曲了女性经验。女权心理学家指出,孤立实验情境、排斥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造成扭曲妇女形象的原因之一。实验室实验的目的是要把行为分离出来,以便使行为仅仅受到实验条件的影响,而不被其它无关因素干扰。在这种条件下,实验者假定被试是一个不受性别、社会地位、态度和信念、文化传统影响的一个“纯”被试,所得到的结论是最可靠的,可推论至一切情境中的一切人。然而,那些被实验者排除的因素可能恰恰就是决定行为的关键因素。女性和男性在这样的实验情境中所产生的行为差异被解释为男性和女性内在的心理特性造成的。实际上,性别的角色期待、文化传统的影响是造成差异的根本的原因。而研究的结果又被用来解释女性在某些方面“天生”不如男性。为维持妇女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有些成就动机的心理学实验证实女性“惧怕”成功,男性则渴望成功;女性富有同情心、人缘好,男性具有进取心,爱好竞争,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女性适合于家务劳动、相夫教子;男性适合于在社会上拼搏竞争、支撑家庭。实际上,什么是成功,怎样才算成功,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对于不同的性别也有不同的期待。由于社会文化的期待作用,男性和女性对成功有着不同的理解。把男性成功的标准强加给女性,则女性惧怕男性的这种“成功”;同样,若把女性对成功的理解强加给男性,则男性也会惧怕女性的这种“成功”。女性的同情心、男性的进取心皆为文化传统对男女角色期待使然,并非导源于男女各自的内在本性。传统心理学把这样一些文化影响下的心理特征描绘成天生的、固有的,其结果只能起到维护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作用,掩盖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受压抑的本质。
     心理学中的许多研究都充满着男性的偏见。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除女性社会心理学家舍里夫(Sherif,C)的教科书之外,大都假定女性易受他人的影响,可暗示性强,并且都提供了实验的“科学”依据。但是舍里夫和她的学生的研究表明:如果所谈论的主题与己无关,男性和女性都会表现出较高的可暗示性。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当女性面对一个男主试,且谈论的话题是男性更感兴趣的,那么女性易于接受他人的暗示;同样,当男性面对一个女主试,且谈论的话题是女性更感兴趣的,那么男性也表现出同样多的可暗示性。这些研究证明女性并不比男性更易于授受他人的意见。那种认为女性易受他人影响的观点不过是“大男子主义”心理学的偏见。
     在女权心理学家看来,心理学中有关妇女的研究经常存在着两种偏见,即夸大性别差异和抹杀或忽视性别差异这两种不良倾向。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男性和女性经常被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男性代表着阳刚之气,女性代表着关爱娇柔;男性体现理性、技术和文明,女性则体现着激情、欲望和情绪。夸大性别差异的倾向即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把两性在心理上的某些差异无限夸大,从而为贬抑女性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
     在夸大差异方面,精神分析理论最为明显:弗洛伊德把男性的解剖特征和男性气质作为人类的标准,而把女性的特性看成是男性衍生和对立的产物;荣格把男性心理特性和女性心理特征当成两种对立的无意识原型;艾里克森认为女性的同一性建立在内部空间的基础上,天生具有照顾婴儿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而男性的同一性则同外部空间相联系,其心理特征是强制、追求成就、支配和冒险等。社会心理学中的性别角色理论更是夸大两性之间的差异。依据这一理论,男性的行为是任务导向的,女性的行为是情感和关系导向的,所以男性适合在外面闯荡世界,而女性则适合家庭生活。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家吉丽根(Gilligan,C)有关女性道德发展的观点也被其他女权心理学家指责为夸大了性别差异。在批评科尔伯格有关道德发展阶段论的观点时,吉丽根认为男性的伦理价值观是以公正为准则的,而女性的伦理价值观则与同情心、关怀相联系;男性擅长抽象思维,女性擅长形象思维,因此,不应该把男性道德发展的阶段标准应用于女性。上述理论皆夸大了男女的性别差异而忽视了性别之间的类似之处。
     女权心理学家认为,夸大差异的直接结果是掩盖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别差异往往同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男性并非天生理性、独立,女性也并非天生人缘好、依赖性强,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是男性需要理性和独立维护自己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地位和特权,而女性则需要依赖男性、同他人和谐相处,以便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力量。在父权制社会中,丈夫需要理智和逻辑,处于弱势地位的妻子则更多的需要同情和爱护。所以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差异更多的是文化传统的作用,而不是内在特性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夸大两性的差异也掩盖了同一性别之间的差异。女性并非一个抽象的群体,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和阶层的妇女其心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并不存在抽象的女性心理。
     与夸大差异的偏见相比,忽视差异的偏见在心理学中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原因是心理学长期以来一直以男性的心理作为人类的标准心理。男性的行为成为人类行为的规范。与男性的经验与行为不符的则被看成是反常的、变态的。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人们很难意识到忽视差异偏见的存在。在一个性别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社会中,忽视差异并进而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群体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忽视女性的特殊需要,片面地追求平等对待只能起到损害妇女权益的作用。
     三、质疑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女权心理学家认为,造成主流心理学忽视和扭曲女性心理,把女性心理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是主流心理学盲目地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效仿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研究模式,因此,她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主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和挑战。
     1.经验―实证科学范式的流行及其问题
     受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以经验实证的自然科学作为其理想的模型,追求客观性、中立化,以一般的、通用的、适合于所有人的心理规律为既定的目标,忽视情境和文化历史背景对行为和经验的影响。在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早期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中期的行为主义,还是正在西方心理学中流行的认知心理学,基本上都信奉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力图把心理科学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
     女权心理学家对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提出质疑和批评。她们认为心理科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心理现象的非物质特征决定了心理学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物质研究范式,研究精神的科学不能向研究物理现象的自然科学看齐,两者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心理学不能简单地重复自然科学走过的道路,而应该另辟蹊径,开拓自己的道路。但是,“传统上,由于心理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一直沿袭自然科学的传统,因而拒斥女权主义学者的主张,那些主张心理科学已经边缘化和病态化女性经验的人自己也被主流心理学排斥到边缘的地位”。[2](p.122)
     在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模式指导下,主流心理学追求一般的、通用的、适合于所有人的心理规律的探讨,排斥了对社会背景和性别的权力关系的考虑,把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男性和女性都作为抽象的、一般的人加以看待,而把社会文化因素和性别的权力结构看成是可以加以排除的无关因素,掩盖了心理学知识中所隐含的男性中心偏见。正像女权心理学家妮柯尔森(Nicolson,P)指出的:“有证据表明:心理科学不去质疑情境因素和权力关系,而是通过歧视妇女的方法论为贬抑女性、解释女性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提供依据,而这一切又被贴上‘科学’的标签”。[2](p.123)女权心理学家认为,在这种科学的幌子的下,所掩盖的是歧视妇女的偏见,维护的是男性在社会上传统的优越地位,心理学在传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维持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价值中立”的神话及其恶果
     经验实证的科学范式使得主流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声称心理学是价值中立、伦理中性的客观科学。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主流心理学家抵制价值因素的考虑,认为一门真正中立的科学将生产出无偏见的知识,可为建立公正的社会政策和公平的人际关系服务。即使在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信条受到批判,新的科学哲学证实科学是一种价值负荷的活动、不可能逃避价值观的影响之后,心理学家仍然极不情愿地考虑价值观念对心理科学的制约作用,眷恋着价值中立的神话,幻想着发现超越时空、超越社会文化的行为一般定律。
     女权心理学家对价值中立的可能性提出疑问。援引科学哲学的新观点,女权心理学家认为在科学活动中主体的信念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对科学活动的结果产生影响,所获得的结论中必然渗透着主体的价值信念。传统心理科学在追求价值中立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结论中蕴含的男性中心的偏见就是一个实例。所以,“价值中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即使怀有良好的愿望也是如此。技术上的保护并不能完全排除价值观的影响,在测验理论假设的过程中科学的严格性并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偏见和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因此,传统的方法并没有揭示现实,相反却阻碍和限制了我们对女性经验的理解”。[1](p.732)
     印度心理学家文德娅(Vindhya,U)在分析价值中立信条的危害性时指出:“心理学的价值中立概念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它使公众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接受心理学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看成是非政治性的真理,而实际上心理学的这些主张不过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由于心理学的发现被描绘成非政治性的,因而事实上传播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行为的所谓“客观”描绘实际上成为理想行为的规范……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下,心理学传播了个人主义、男性优越和政治上的顺从等观念……”。[3](p.66)
     女权心理学家最关心的是在价值中立面目掩盖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女性别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男性的话语是强有力的,女性的话语是微弱的:“大男子主义”心理学把男性作为参照物,女性与男性行为上的差异被归结和解释为女性的“缺陷”。这种“缺陷”又被用来解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从属和附庸地位。由于心理学以“价值中立”的面目出现,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因而大部分人很难意识到其中的性别偏见。“心理学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原先被当作科学事实的研究结论后来发现只不过是维护社会现状的信条。例如,早期的心理学家“发现”女性在进化上落后于男性,“科学”的证据表明女性的大脑更为原始……因此,研究的程序和技术,无论多么规则和自动化,都不能把知识和文化、知识和研究者的敏感性与愿望分离开来”。[4](p.163)
     3.脱离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模式及其错误导向
     在经验实证科学范式的指导下,西方主流心理学把客观化作为理想的目标,崇尚实验室实验等经验方法,排斥了文化历史背景的分析,把个体看成是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存在的抽象的个体,文化因素、价值观念、社会背景被作为无关的干扰而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考虑之外。这种研究模式在心理学中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导向。
     拒绝考虑文化历史背景的分析必然导致一种把个体看成是抽象的存在的倾向,当分析行为产生的原因时习惯于从个体的内部心理机制着手,而忽视行为的情境和文化因素。“女权主义质疑心理学的这种倾向,即把个体作为非社会的、非历史的存在物,把个体的心理生活同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隔离开来。其结果是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顺从了社会现状的要求”。[3](p.71)
     被西方主流心理学所崇尚的实验室实验就其本身来说并无什么过错。自然科学使用实验室实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然现象,而心理学探讨的是充满着社会文化因素的精神现象,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得实验室实验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无论实验设计多么严密,主试和被试都会把各自的文化背景带入到实验情境中,从而对实验结论产生影响。例如,在传统心理学的女性心理研究中,通常的研究方式是男主试面对着一个或几个女被试。主试严格控制实验条件,避免文化和历史背景对被试的影响。实验者认为在这样的实验情境中所产生的行为是女性最“真实”的行为。实际上,实验室中的男主试和女被试已经把父权制社会中男女权力结构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带进了实验情境,其研究结论必然受到男女社会地位等文化因素影响。
     女性心理的研究不能脱离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行为的分析不能脱离产生这一行为的社会背景。女权心理学家马蕊塞克(Marecek,J)指出:传统心理学“在处理性别同其它社会地位与身份问题的关系时,仿佛它们可以一刀切开……许多理论已呼吁重视这样一种方法的危害性,并指出社会地位的其它方面如种族、民族、阶层映射了性别的重要意义:性别心理的分析不能脱离或独立于这些因素的分析……我的观点是:知识的生产,无论是通过科学的程序还是其它方式,都不能脱离文化,并且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即使当科学获得了它自身极大的冲力时,科学仍然锻造于文化的锅炉中,使用着文化提供的语言概念,并因是否符合文化的需要而受到奖赏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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